“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明史》用短短三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片段。而文字背后的历史，又是怎样的波谲云诡？

在新书《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切入《明史》中的真实记载，将无数细节填入历史的缝隙，创作出一场扣人心弦的千里奔袭：

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刚到南京便遭人暗算，惊魂未定之际北京传来消息，皇帝病危，一时间南京、北京暗流涌动。为了力挽狂澜继承大统，需要尽快赶回北京的朱瞻基选择沿大运河北上。一路上各方势力角逐厮杀，朱瞻基等人险象环生。在这场奔逃中，明代大运河沿岸的风物画卷也缓缓展开。

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写小说，到后来出版作品，并斩获“银河奖”、人民文学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马伯庸的创作一直是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涵盖科幻、武侠、推理、历史等众多类型，因此有了“文字鬼才”的称号。

他的历史悬疑小说，如《风起陇西》《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以及《两京十五日》等，以扎实的历史考据、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逻辑和幽默的文风被众多读者喜欢，也被认为是最能展现马伯庸风格的一种类型。

有读者将这一类型命名为“考据型悬疑文学”或是“文学考古”。而在马伯庸心中，他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利用既有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规则，进而创作一种历史的侧写。

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本文首发于3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找到一个好故事让读者领略大运河的魅力所在

草地：新作《两京十五日》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马伯庸：我一直很喜欢京杭大运河，想为它写点东西，但这是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沿途几十座城市，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跨度都非常大。

这样一个宏大的造物，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去承载它，才能让读者领略到大运河的魅力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明史资料，讲明宣宗朱瞻基当太子时出巡南京，洪熙皇帝在北京突然死亡，他必须从南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去继位。

这恰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切入点，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部小说。

草地：《明史》中关于朱瞻基从北京到南京再返回的记载只有这寥寥数语，但《两京十五日》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悬疑情节，还展现出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您是如何构思的？

马伯庸：我一直认为，要写好历史故事，就必须要把读者带入到独一无二的时代氛围中去。虽然都是古代，但汉与唐的氛围是不同的，唐与宋的氛围也是不同的，要写出每一个时代特点，就必须对那个时代上至社会规则下至衣食住行都做深入研究。

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啃了大量明代的专业研究书籍、学术论文、考古报告，差不多能装满一书柜；同时也去做了实地调研，沿着大运河的几个重要节点考察了一圈。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见识了足够多的风景，自然便会有故事可以讲，有情绪可以抒发。所以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段难能可贵的学习经历。

草地：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马伯庸：这部小说的发生舞台是南京、北京和京杭大运河——严格来说是江北段京杭大运河——为了体现当时的市井风貌，我希望让每一个城市的口音都略微有点当地特色，与其他城市有所区别。

明代的口音，几乎不可考，所以我只好参考现代方言，找了南京、扬州、淮安、济南、临清等地的朋友请教。结果我发现方言里最易学的部分是脏话，而最具特色的也是脏话，放在书中人物的语言里，效果斐然。写完这部书以后，我方言没掌握多少，天南地北的脏话倒学了一大堆，可惜没什么发挥的场合。

草地：《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小说都是将大量的历史信息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还是一种历史观？

马伯庸：我是个急性子，日常行程都是按小时来分割的，一旦迟到或延长，就有种隐隐的不安感。只有确信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安排在迅速进行，心里才能踏实。所以与其说限时写作是一种策略或历史观，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心理疾病”的体现。

草地：《两京十五日》出版已近半年，不少读者在网上分享了读后感，其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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