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一个“苦命人”，心目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小时候经常翻看家中一本发黄的“称命书”，就是为了给自己算命——预测自己的现在与未来。那本“称命书”算命还蛮“准”，正如书中所言说我的“命不好”，现在果然应验了，套用家乡松滋话来说，就是“叫花子碗里只有三颗米，走到哪儿都不满升”——生劳苦、无暇享福。

实录这个伟大的时代已成为我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然费脑费时。本来不准备将此文公开推送，同事L老师说想看我的日记，因为这则日记中有关于她的故事，于是推出，旨在满足其心愿。

早上我们一起在湖北警官院北院“搭班子”监考，她拿试卷到考场，我帮她打开水。结果我把她茶杯中的茶叶给倒出来了，还准备进一步帮她洗茶杯，就在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才知自己错了。倾倒茶叶的那一刻，我以为杯中是陈茶叶（隔夜茶），那种茶是不能喝的，我这么想才毫不犹豫地给倒掉。原来我是以自己的生活习惯来打量他人，便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我把茶杯递给她时，一个劲地跟她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大脑短路了，把您的好茶叶给倒掉了。她说没事没事。如果我不提前道歉也没事，等她问起茶叶到哪去了，我再道歉也不迟，但那不是公安文学言说者张友文为人处事风格。我主动地提前跟人家道歉，愧疚之心就少一点，L老师心里也舒服一点。

连续两天的监考，还是觉得有些东西值得记录。譬如昨天有学生在考场翘二郎腿，我把他的肩膀轻轻地拍了拍。如此这般，可以起到巧妙而善意地提醒之功效。好在学生悟性高，微微一笑后，立马把二郎腿给收回去了，说明此学生知是非、辨美丑。翘二郎腿答题本身没错，毕竟这个姿势舒服一些或习惯了，但是把腿子伸到走道来了，就越界了，就不雅了。再如在家中抠脚丫没事，但在公共场合这么弄，就会遭致诟病。

学生尚且知晓对错，老师更应该如此，否则不配为人师。回首这两天监考心得体会，觉得有必要与教学笔记相混搭，也算有创意。平时深居简出，难得与学生和同事相遇，他们问我的日记为何没更新，我说太忙了，前面我说过我是一个“苦命人”。就拿写作来说，可写也可不写。如果不写的话，的确轻松。但是，因为生庚八子不对，命不好，只有“做事”的命，只好每天写作，只是苦于没时间修改和推送。实际上，日记不出一小时就可以搞定，关键是推送这一关要把握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反复修改是必须的，为此要额外花几小时。时间于我而言，真是不堪重负。

写到这儿，就要与教学内容挂钩了。这个学期给学生讲“公安文学”这门选修课，不仅仅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更主要是立德树人。国家领导人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由于公安文学蕴含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讲授此门课正是在践行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笔者在讲授时，通过讲中国警察故事的方式来深入发掘公安文学文本中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此外，还开设了“寻找、复仇、忏悔”母题等专章。现以“忏悔”母题为例，说说大致的教学内容。

前苏联《负疚的心》主人公普里亚欣开车撞死一名女工，交警现场认定，他不用承担丁点法律责任，女工负全责，但是他觉得良心不安，遂担负起抚养死者孩子的责任。毋庸讳言，这位司机正是担负起了良知的责任。

再说，由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改编而成的电影《烈日灼心》，其中的的哥杨自道、协警辛小丰和鱼排工陈比觉共同抚养着弃婴尾巴。为了给尾巴治病，他们倾其所有。这三个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做好事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罪孽，是因为他们杀过人，以此方式来赎罪。

“我们的文学普遍拒绝承担罪责，譬如，话本小说是讲罪在前世，谴责小说是讲罪在社会，革命小说讲罪在敌人，伤痕小说讲罪在时代，惟独缺少罪责在我。”（胡传言《论<传统与中国人>及<罪与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第20页。）事实上，公安文学文本中还是有一些悔罪意识的，诸如孙明华的小说《人命关天》、孙方友的小说《奇案叙述》、于怀岸的小说《铁树要开花》和王仲刚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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