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他的红色收藏“补遗于万一”

本报记者刘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在北京古玩市场的地摊上，王金昌无意中发现一本用纸绳装订的蜡刻小册子，封面上书“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他的心怦怦跳，感觉难以置信：“我一直对中国革命史很感兴趣，对八路军129师的事迹耳熟能详，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宝贵的资料。”

其后，他惊讶地发现这并非偶然——大量本该由图书馆、资料室、研究机构严格保护的革命历史文献被随意丢弃，少数流落到旧货市场，还有相当数量被直接作为废品、垃圾处理，永远地消失了。

从此，王金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对文献类革命文物进行收藏。

他与京城“破烂王”结成好友，不断在废纸堆里翻拣珍贵的文字；他奔走于江西、湖南等革命根据地，从乡村旧房的墙缝、房梁抢救下多件革命信函、传单。为此，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还投入很多金钱，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价值数十万元的古玩。

30年间，他抢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时期近2000件革命文物。

那些发黄的启蒙书刊、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语言质朴的红军家书以及盖着红色印章的公函、法规、证件，浸染着战火烽烟与壮志豪情的浓烈气息，将历史粗粝、立体的面孔推到人们眼前。

目前，王金昌的一部分红色收藏被陈列在北京忠良博物馆，已经免费接受近10万人参观。军事科学院专家评价，这些收藏“具有较高的保存和研究价值，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

从废纸堆、旧房墙缝和房梁寻找革命遗存

王金昌可谓“奇人”。他履历丰富，做过官也经过商，能绘画会书法，同时又是屡获大奖的作家。

上世纪80年代，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场的常客，凭借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过人眼力，成为收藏高手。与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八路军129师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详。这个被誉为“抗战最能打”的师战功赫赫，令日寇闻风丧胆。关于这支神勇的队伍一直有很多传说，王金昌从《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中对其屡建奇功的原因豁然开朗：这份14页5000余字的草案，关键内容有二：视群众利益于最高；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

王金昌极度兴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材料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马上掏出几十元钱买下。

几年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专家鉴定称，这是“历史文献的珍本”，对于研究我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1995年，他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军博。

熟知王金昌的人说，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兴之所至的雅好，而是带着感情和信念。

王金昌的红色收藏主要集中于书报、日记等文献材料，遴选的标准建立在他个人对党史的独特视角，强调重要性、稀缺性、生动性。这些文物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在宏大叙事之外，打捞了诸多具体而细微的历史细节。如中华苏维埃开具的村民结婚证和废婚证，反映了苏区倡导婚姻自由；一封红军家信中写道：“只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才能保障分田胜利”，揭示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

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孤品。如苏区石印版的《中共六大党章》，党史专家认为可能是于今仅见的一份单行本。此外，他还收藏了全套《向导》。《向导》是第一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于1922年创办，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7年被迫停办，共出版201期。

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博物馆、图书馆大规模建设翻新，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废弃。之后，扫描和数字技术普及，一些图书馆管理者忽视实物版本的保存，导致一些珍贵资料被丢弃。此外，一些政府机关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献，使一些领导人和历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经意地当成废品。

王金昌说，那些手书、油印的文字材料数量有限，其所记载的内容不可篡改，因而十分稀缺珍贵。由于岁月侵蚀和战争环境残酷，许多材料纸张变黄、发脆，虫蛀、雨打、火烧的印迹明显，但破损的外形与残留的内容，无不传递着宝贵的历史信息。

随着留存在世的文献越来越少，收藏变成一场跟时间的赛跑。很多年里，王金昌是京城“破烂王”的大主顾，一接到有废书废报的电话，就火急火燎地去验货。小区的保安常常纳闷：这位明明是个大老板，为啥总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运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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