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从来没有哪个类型的电影像科幻电影一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6月17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的“重塑想象·定义未来——中国科幻电影新思考”论坛上感慨。

回想从业十几年，参与过喜剧、悬疑等诸多题材电影的创投，王红卫认为科幻电影有着远远超越于电影的意义：“对于电影业而言，科幻电影带动电影工业，尤其是制作端的进步和成熟，包括技术，也包括人力，也包括整体的系统的管理能力；鼓励电影人开拓想象的边界，离开此岸去追寻彼岸，可以和所有的类型去嫁接；对于观众而言，科幻电影是一个造梦的工具；对于青少年而言，它是开发青少年对世界的好奇探索，建设青少年的科学意识和冒险精神的不二之选；对于文化而言，科幻电影可以成为在娱乐的基础上去折射当代的科学技术，乃至社会、历史、伦理甚至于哲学思考的文化载体。”当天正好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升空的日子，王红卫继续说：“我们的空间站将迎来第一批常驻的航天员，对于国家而言，在这个时代科幻电影的成熟，几乎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一个必然。不仅是国力、雄心以及成果的展现，科幻电影更是以这些现实成就为起点，通过更辽阔、更深邃的想象，展现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面的人民所具有的希望感和信念感。”

2019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横扫票房；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科幻十条”让中国科幻电影迎来了新阶段。自那之后，科幻电影一直是热门话题，今年的上海电影节特地将科幻电影设置到金爵论坛之中，科学家、影视创作者、科幻文学作家等齐聚一堂，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

对于很多70后、80后而言，1988年上映的《霹雳贝贝》可能是他们对科幻电影最初的认知，在此之后的20年间，国内几乎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2008年周星驰的《长江七号》上映，大家对科幻电影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但终究昙花一现；直到2019年的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电影横扫票房，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元年”似乎已经到来。

王红卫曾参与过《流浪地球》《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等作品的编剧和策划工作，十几年来，他始终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应该坚持“本土化”的道路。王红卫认为，科幻电影一则是作为类型电影，二则是作为科幻本身。在此情况下，照搬西方模式可能是一种捷径，但真正能吸引观众的，还是科幻故事的本身。“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国外成功的科幻电影的模式，然后想怎么把它国产化，怎么把它杂糅一些中国的元素去做。而是应该先找到好的中国科幻故事。”王红卫认为，好的本土化的方式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文化特质和情感，“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

谈起《流浪地球》创作过程，王红卫表示：“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大家更多是凭热情去做的，觉得失败了就做一个光荣的炮灰。”第一部大获成功后，《流浪地球2》的创作不再“悲壮”，团队有着清晰的思路和目标。从内容本身来讲，王红卫认为《流浪地球》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如果你是一个科幻电影的重度爱好者，在《流浪地球》里面肯定对有些东西不满足。第二部不会以票房为目标，还是以电影本体的质量为主，我们要考量怎样完整地在大刘（刘慈欣）的小说上建构，去打造流浪地球的真实历史。”

在观众的印象里，科幻大片似乎一定是发生在外太空的。对此，科幻作家、《疯狂的外星人》编剧董润年希望“创作者对科幻的认知应该进行更新”，“其实你会发现生活中无处不科幻，前两天我收到一份报告，我上周每天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将近7个小时，也就是说在白天清醒的时间里面，我有一半的时间用它对世界进行观察和交互，我们已经是跟手机紧密的电子生化人了。作为创作者来讲应该重视这些现实，不能老认为科幻就是那种大片、太空、数百年后的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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