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后被人尊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时称耶鲁学院）。他是考入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1854年学成毕业回国。“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他深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只有他一人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同胞，走出国门，去增长见识，学习技能，然后报效国家。
经人介绍，容闳结识了曾国藩。当时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中央以恭亲王弈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正在举行洋务运动，和容闳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思想不谋而合。容闳向曾国藩提出建议，曾国藩后与李鸿章共同上奏朝廷，并于1870年获得批准。1871年8月，“幼童出洋肄业局”成立，清政府委任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二人各有分工，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负责留学生在美期间的各方面教育。
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前后派出4批留学生。每年一批，一批30人，共120人。留学生年龄在12—15岁之间，平均12岁，是名副其实的幼童，留学地点都是美国，所以这些留学生当时被称作“留美幼童”。不仅因为年龄小，另外中国人一直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还尤其要到“天朝”之外，远隔万里，中国人印象中的“蛮夷之帮”生活学习。所以一开始留学生召集报名工作并不顺利，容闳费很大周折，最终才有100多个家庭把自己的子弟送来报名，经过选拔勉强凑够人数。经过一年的国内基本技能、语言及常识的培训，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在陈兰彬和容闳的带领下出国。
孩子们从上海出发，乘船穿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然后乘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留学生活。幼童们年龄小，第一次远隔重洋，在异国他乡学习，难免思乡心切，再加上生活习俗不适应不习惯，尤其语言交流有很大障碍，可以说面临诸多不便与困难。但是这些孩子，不辱使命，都能刻苦认真学习，很快适应并融入了美国的学习与生活，并且成绩优异，绝大多数人成为学校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和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关系密切，还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亲切接见。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名牌大学学习，其中22人考进耶鲁大学；8人考入麻省理工学院；5人进入瑞萨莱尔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人被哈佛大学录取。
孩子们优异的表现，为国争光，真得很棒。但是一些敌视中国的外国人，和一些对派遣留学生出国持反对意见的保守派，不断发出不同的声音，诋毁我们这些天真善良、积极上进的孩子。说他们受西方影响，不愿穿中式服装，有的孩子脱掉长袍，改穿西装，甚至有的还把辫子剪掉，开始信奉基督教，对祖宗所留四书五经、三纲五常都渐失兴趣，约会，打球，开party，吃洋餐，说洋话，实在“有失体统”，这样“离经叛道”，让人不能容忍。
清政府也开始担心，留学异帮，会带来“全盘西化”。于是1881年慈禧下令，留学幼童全部回国。虽然耶鲁大学朴德(Porto)校长致信清政府提出异议，但依然没能阻止撤童。原定15年幼童留美计划，就此夭折。“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这样，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的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虽然遭受诋毁，回国后饱受谴责，但这些孩子，不气馁，不堕落，依然顽强学习，努力成长，长大之后在各自领域报效祖国，都表现优异，出类拔萃。电报、船政、机器，乃至政界、军界、知识界、实业界，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且一些人成为我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成为教育、文学、法律、外交、政治界的名流。像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天津大学（时称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第一个被允许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张康仁、美国纽约著名布鲁克林大桥的主要建造者华人工程师郑廷襄、交通大学创始人梁如浩、宋庆龄的姨夫，后来将宋氏三姐妹带出国的温秉忠，这些中国近代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出自留美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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