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文学的根与未来

2021-12-08来源：大众日报 16版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2月4日，莫言文学研究资料馆研究生学术论坛第一期活动举行，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围绕“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交流和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担任论坛学术主持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丛新强表示，创办这样一个以高校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论坛，致力于推动科研与教学的动态平衡、促进教学相长、倡导学术创新，因此在论坛主题设置上尤其注重学术性与当下的关联性，希望能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高质量学术品格、开放性时代气质的文化品牌。

可借鉴的叙事模式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红色经典”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包含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60部“红色经典”文本。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往往也被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段，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被高度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是八部代表性作品的缩写，即指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毛金灿说，梳理一下学术界关于“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发现，大概有四种研究角度。第一种，20世纪末部分学者以“再解读”的思潮来关注当代文学，包括“红色经典”的创作。第二种，像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活气息和史诗品格等几个方面，阐释红色经典的文本价值。第三种研究范式，属于文化研究的路径，钱振文的《##_FORMAT_LT_##红岩##_FORMAT_GT_##是怎样炼成的》，对《红岩》产生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在综合对比了这三种路径后，还可以区分出第四种文本研究的路径，比如张清华的《“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主张从传统角度对红色经典再造和重新深挖，指出重建红色叙事的文学性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红色经典'创作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这为打造中国叙事、中国话语，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叙事模式，对‘红色经典'进行叙事研究，也应该深入发掘与研究‘红色经典'属于中国传统的本土化的叙事方式。”

与历史距离最近的人

多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都是亲历者写作而成。

“重读红色经典文学，返回历史现场，对我 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丽说，最近读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对于如何正确看待历史，受到很多启发。从历史的角度，又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以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为例，像《保卫延安》《创业史》《铁道游击队》，作者都是事件的亲历者，是作为历史参与者来书写的，这些作家就是距离那段历史最近的人。这些红色经典作品，能带着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事件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作家在创作时，无不是带着满腔激情，无不是带着崇高的信仰，无不是怀着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状态下写作的。如何绕过把历史碎片化、解构历史、戏说历史的迷途，正确地去理解历史？“从这些作品对历史的书写、对信仰的表达中，反而能够重建现场，找到历史的真实。”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静也认为，“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红色经典作家是与历史距离最近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深入生活，与那个时代的人直接接触。正因为生活的丰富积累和亲历性，使他们的作品有时代感和真实感。另外，像十七年文学，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作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具有独特性的，《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就曾说过，“这粗略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作品的力量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

“阅读红色经典文学，使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的理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李春晓表示，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方面在于建构历史，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美学化。以赵树理的创作为例，他的作品一直关注新生政权之下农民的生活，从宣传婚姻自由，到歌颂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再到描写农业合作社的实践，按时间顺序整理一下赵树理的作品，就如同连成了一部中国农村的变革史。另一方面在于还原历史。红色经典采用写实的手法，以小人物的命运和乡土社会的变迁作为描写对象，与历史叙事具有互文性。这些作品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文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这些作品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红色经典文学还承担了历史叙事所不具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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