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73届“雨果奖”颁奖典礼上，《三体》的耀眼光芒照亮了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夜空。这是中国科幻小说第一次获得世界级大奖，也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翻译作品。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着这部作品一跃成为世界级科幻大师，被誉为“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2016年，“80后”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再次捧回“雨果奖”。中国科幻作家连续两次获得雨果奖，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内外持续热销，不仅让中国科幻小说走进西方世界，也让中国科幻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晚清时期的“科幻觉醒”

科幻是一种高度密集的创意形式，科幻小说是用小说形式表达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幻想故事，这一类型的文学体裁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117年前，在《绣像小说》开始连载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被公认为中国科幻小说的诞生之作。遗憾的是小说并没有结尾，就连作者的真实姓名至今也是未解之谜，只知道其笔名为“荒江钓叟”。由此可见，中国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科幻小说。

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之前，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倡导的“科学小说”、世纪之交陆续译入的凡尔纳小说乃至更早的《百年一觉》都可以视为科幻小说的范畴。“中国最早比较推崇科幻小说的是梁启超和鲁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吴岩说，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里写下了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也曾与罗普合译凡尔纳的《两年假期》。1903年，鲁迅翻译凡尔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并撰写了《月界旅行·辨言》。在梁启超和鲁迅的大力倡导下，科幻小说在晚清时期兴起。但是，对于科幻小说的侧重点，梁启超与鲁迅看法不一。梁启超认为，科幻小说不单指科学，还应涉及中国文化，发挥改变中国人思路的作用，他主张用科幻小说去面对未来的状况。鲁迅却认为，科幻小说应聚焦在科技的引入上。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李广益告诉记者，晚清时期，人们对科幻小说的期待正如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说，是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方式“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也就是寓教于乐，用科幻小说传播人民所必需的科学智识。然而，由于晚清时期的创作者普遍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那时的科幻小说最吸引人的并非“硬核”构思，而是光怪陆离的技术奇观和丰沛恣肆的乌托邦激情。

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压力及其引发的文化革新诉求，是中国科幻出现的根本动力。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贾立元认为，科幻文学的翻译和创作，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努力在小说领域的体现之一。因此，像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吴趼人等一大批近代知识精英都曾参与科幻文学的译介或创作。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起步阶段的中国科幻作品和理论思考都比较粗糙，谈不上是高峰，顶多也就是一股时新的潮流。

探索中国科幻文学特色

虽然晚清时期科幻文学有所兴盛，但还没有什么理论建构，只是一些零星观点的发表，甚至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善的科幻文学理论。同时，融入全球化语境的愿景又让我们不得不参照西方的科幻理论体系。那么，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义中国科幻文学？

放眼当今世界，中国科幻文学正从边缘走向大众，从个体创作走向集体创作，从小说领域走向全产业化发展，从国内走向国际。作为被西方科幻小说催生出来的一类文体，中国科幻小说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科幻文学至今也很难说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它却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国科幻文学到底“独特”在哪里？在吴岩看来，我国的科幻文学不但有自己的创作形式，还有自己的批评方式。从创作形式来看，最初我国在引进科幻小说时虽然参照了国外的形式，但在科幻小说创作过程中一直都立足中国元素。尤其是民国以后，不仅可以在小说、各种科普读物中看到科幻，还可以在科幻小说中看到诗歌、曲艺、相声等多种类别的艺术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科幻小说又逐渐演变成儿童文学。从批评方式来说，中国科幻批评至少有三种流派，即智识批评、科幻现实主义批评、“后革命”批评。

中国的科幻文学理论建设必须深深地根植于本国历史土壤，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贾立元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科幻文学的思考基本上是零散的，这主要是因为民族危机深重，决定了科幻文学缺乏持续稳定生长的空间和土壤。1949年以后，新一代作家开始在国家建设的热情中展望未来，相关理论探索也持续推进。1978年后，《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人马座》《珊瑚岛上的死光》等轰动性的作品带动了科幻理论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争论。其实，和任何一种文艺理论一样，西方科幻理论主要是针对欧美作品展开的，西方科幻理论家对欧美以外的科幻文学情况了解非常有限。这就要求中国的科幻文学理论研究者要在参照西方理论的同时，结合本国科幻文学历史，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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