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国内文学翻译的窘境之前，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一位来自坦桑尼亚小说家，是十多年来第一位获奖的非洲人。

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

在其得奖之前，在谷歌浏览器上搜索他的名字——查无此人，可见其是多么“冷门”的一位作家。理所当然地，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被国内翻译并出版，但是获奖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无数译者和出版社对其作品的翻译权及国内出版权展开了激烈竞争。

今日的环球，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翻译软件都让世界变小了，可是我们的文学视野却像是愈发窄小了。不论是今年的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还是往年的爱丽丝·门罗，获奖之前的他们无人问津，获奖之后的他们，一夜之间便会被“置顶”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就连库存都会被卖光。我们对于文学佳作的获知来自“诺奖”的一时喧嚣，也反映出近些年来国内文学翻译的窘境。

窘境之一：文学翻译少有“大家”

读者不知道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不知道爱丽丝·门罗，与译者的文学视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短篇女王”门罗在获诺奖之前，在国内仅有一部《逃离》被翻译并出版，而这是翻译大家李文俊独到的文学眼光。国内不缺译者，但少有“大家”，现在的译者很是接近纯粹的翻译机器，商业派遣给他们什么内容，他们也是兢兢业业地翻译出来，基本属于不带个人喜好地在重复工作，“用爱发电”的译者少之又少，所以当然谈不上文学素养，更称不了“翻译大家”。而早先的翻译界呢？早一点的，张爱玲、鲁迅、杨绛、沈从文、傅雷、林语堂、许渊冲、季羡林都是“译而优则作”，对文学翻译的见解及视角，乃至感悟都远超常人，而如今作家和译者反倒是“泾渭分明”了。

杨绛

窘境之二：文学翻译只认“大家”

这一点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文学翻译都是冲着诺奖，普利策奖，布克奖，芥川奖，星云奖等一系列大奖获得者去的。他们在文学上成就毋庸置疑，自带流量，也自带质量保障，更重要的是饱含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文学翻译密集于，或者说“跟风”追逐于这些“大家”的翻译。当然也不乏成名已久，久经“流行”，例如村上春树，东野圭吾，JK·罗琳，阿西莫夫，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乔治·马丁等“大家”。而对于“不著名”的作家作品，或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抑或是文学素养的跟不上，我们的译者少有地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久而久之，对于这些“大家”的追逐便成了一种常态，诺奖一出，不是感叹“村上春树又陪跑了”，就是一脸疑问“他谁啊？”。

村上春树

窘境之三：文学翻译被认为廉价

是的，自从外语学习全民化以来，AI翻译越发精准的现在，翻译便成了绝大部分人眼里的“低门槛”，而在“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种哈姆雷特”的文学领域，就愈发如——机器翻译+人工润色，“无错字，无语病，意思到了也就行了”是很多人对于文学翻译的成见。所以翻译的报酬越发走低。虽然确实文学是无价的，老一批的国外文学“盗火者”，从始至终都是一腔热血“用爱发电”，而当下的我们，中国文学翻译的稿酬在每千字几十元左右，而一些商业稿件是十倍于文学翻译。如此低价，自然会低质量，而那些“商业价值”更低的“非著名”作家的冷门作品就更无人问津了。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呢，出版社付给译者翻译文学小说的稿酬是千字5元，要知道在1924年，鲁迅花费了800块银元买了一套北京四合院。

鲁迅

最后还是引用鲁迅老爷子的一句话，“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促和鼓励着创作。”

是的，文学翻译面对如此窘境，那么文学引入呢？文学赏析呢？文学创作呢？每一年的诺奖，看个热闹的背后，既反映出文学翻译的窘境，又是文学视野愈发狭窄的体现。

上一篇：旅行文学之果 人生旅途之晶——读张德明《旅行
下一篇：没有了